近日，德国门将诺伊尔接受了The Athletic专访，诺伊尔表示自己的腿没有大碍，可以重返赛场，现在还不会从德国国家队退役。世界杯上的抗议活动，是所有球员都同意后才做的。他还表示，自己不理解为何拜仁让塔帕洛维奇离职，在他离职后，诺伊尔曾考虑过在拜仁的未来。此外，这段采访后续引发了争论，有媒体表示诺伊尔在拜仁的生涯将要结束。

我很好。我的腿没事。我曾经经历过几次伤病，这次受伤让我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上场比赛。伤病也迫使我在过去为俱乐部承担了一些风险。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我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将回到球场，我不会在黑暗中摸索。我的腿、我的康复过程、我的回归，我知道这一切将如何运作。

不会造成持久的损害。一开始受伤的时候，我很震惊。但我有过严重受伤的经历，情况也很快就恢复了。2018年，在我的跖骨骨折后，许多人说我完蛋了，我永远不会回到球场上了。2022年，我的肩膀受伤，膝盖也做了手术，一个动作就够了。但是，这里也有心理上的原因。

不。但是其他一些事情真的让我很沮丧，这比发生在我身体上的伤病更糟糕。

故事不是从这里开始的，而是从卡塔尔开始的。

我们在家乡得到的支持相对较少。如果我把2022世界杯与我们在2010世界杯得到的能量进行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别会很明显。大家对政治问题的关注是史无前例的，当我们从阿曼的世界杯训练营抵达时，我们的身上就挂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事后看来，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持。这样我们就可以专注于足球、专注于对日本的比赛。

国际足联禁止我们佩戴“One Love”袖标的决定令人意外。如果有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的情况会好很多。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们得到更多的支持，这件事可能就完成了。

我们必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和负责人谈了很多。在比赛开始前，批评者说“One Love”袖标是毫无价值的，说我们只是躲在这件事情的后面。在国际足联的禁令之后，它突然成为世界足坛最重要的标志。感觉无论你做了什么选择，都是错的。我们当时压力很大，这对我们来说太过分了。

我们是成熟且负责任的球员，我们想坚持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我们一贯的态度。在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到了国际足联想让我们保持沉默。我们想用这个手势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专注于比赛。

是的。我们在球员委员会会议中讨论了这个手势并做出了决定。就是这样。在那之后，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足球上。这是一次普通的会议，并不是说在会议上我们只处理了那个特定的话题。

我们在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开局，并控制了上半场的比赛。在球场上，没有人会想到这个话题。我们觉得，‘如果比赛态势继续保持下去，我们会以2-0或3-0获胜。’

有些人可能更喜欢这个想法，有些人则不太喜欢。我们都认识很长时间了。我在鲁尔地区长大，这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区，我是第一个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并理解其他观点的人。没有人被逼迫着作出决定，这是我们一起决定的。

作为德国国家队的成员，我们成为了聚光灯下的焦点，人们期待着我们的反应，我们不想做出错误的决定。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同意佩戴“One Love”袖标，但就表达抗议这件事而言，我们只能靠自己，没有其他人做过这样的事。

这一切都与国际足联有关，我们绝不是针对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教。我们的队伍中有穆斯林球员，我们非常尊重他们。我们的生活是多样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自然状态。重复一遍:我来自盖尔森基兴。整个鲁尔地区在经济上都很依赖波兰、土耳其和意大利移民，多亏了他们，我们才有了繁荣的生活。我很感激我在那里长大。

因为对阵日本队比赛的下半场，那个下半场是非常糟糕的，我无法形容。人们说，我们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非常精彩，是世界杯最好的比赛之一。对阵哥斯达黎加的比赛也还行。最后，我们因净胜球劣势被淘汰。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团队防守对我们来说都很困难。你可以从我们在比赛中的失球以及去多哈之前的友谊赛中看到这一点，本来，阿曼应该领先我们。这很令人担忧。

每次比赛结束后，人们都会找到相应的借口。每个人都说，2014年世界杯很棒。事实上，我们在大多数比赛中都存在一些问题。在酒店，从早上六点开始，动物们就开始嚎了，金丝雀或猴子。住在那里就像睡在丛林里一样，没人想听这些。我个人在瓦图汀基酒店(2018俄罗斯世界杯，德国队在莫斯科的大本营)睡得更好。

我总是批评自己。我们分析了一切，(德国门将教练)克罗南伯格和我，我们非常诚实。但他没有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总是对着镜子问自己：“你付出了一切吗？你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吗？”我不能总是回答：“是”。

在失球的问题上，总有人会说是你本可以那么做。我们经受了一些不公正的批评，在看了20遍慢镜头回放之后，我非常讨厌这种批评。

当人们说我要为德国的失败负责时，我受到了打击，在某种程度上，这真的伤害了我。我想:‘哇!如果是这个原因，那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场针对我的运动，但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然而，最让我伤心的是比赛结果，我们被淘汰了。2018年我们失败了，现在我们又失败了。我很擅长团队合作，对我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失败了。

在情感和精神上，整件事对我来说很困难。后来，我意识到：‘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治疗。“其他人会找心理学家或知己聊天，而我会去跑步。第三天，我去远足，第四天和我最亲密的朋友去滑雪旅行。

我已经滑雪30多年了，这对我来说不是度假活动，滑雪对我而言就像去面包店一样。我们去了当地的山上，离这里很近。你爬上斜坡，然后走下斜坡。我们称之为“Schwabenrunde”(斯瓦比亚圆)，在那里，你不用为滑雪缆车付钱，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当时，雪下有什么东西绊住了我。我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时10到12公里。这不像是去奥地利的滑雪派对举办地，在那里你会在小屋里喝几杯杏杜松子酒，然后从山上滑下来。

那里是我们当地的一座山，我把它这是一次训练、一次身心的重置。我在这条滑雪道上滑过无数次了，甚至一个人也滑过多次。本来我以为这只是一次平常的滑雪。

首先，我希望不是很严重。我没有祈祷，但我对自己撒谎：‘没那么糟，也不是什么大事。’有些人能更好地应对疼痛，而那些从未经历过疼痛的人可能会觉得很难。因为我在拜仁踢过很多比赛，所以我很冷静。我一直都保持着清醒的状态，我的朋友们对我的反应都很惊讶，当事情变得如此糟糕时。他们知道有些事情不对劲，但没有想到会严重到那种程度。

不。当这次伤病被证明是可以恢复的时候，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现在对医学有了一点了解。我要告诉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我需要手术。当时我的感情很复杂，我很感动。

我给他们打电话，对方说：“别开玩笑了，你在哪里？有人在背后说话吗？“是的，这就是我的医生，然后我就不能再说话了。我喉咙哽咽，眼泪直往下流。我只是喃喃地说：“叫队医来。”当我伤害我身边的人时，我很难受，我应付不来。

是的。但不是在进急诊室后，而是在我接受完手术后。我在我们的聊天群里发了张照片并道了歉。我还打了电话给俱乐部的高层，向他们道歉，说对不起。我不是一个会躲起来的懦夫。我向他们解释了一切，包括整件事发生的情况。

他们震惊了，起初谁也说不出话来。也许这就是他们对我有些保留的原因，我能理解。世界杯结束后，俱乐部也很难安抚球员们的失望情绪。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给俱乐部管理层增加了很多工作，而且我可能伤害了球队的利益。是的，但我不想那样。说实话，当乌尔赖希表现出色时，我是最开心的人，他顶替我的时候总是这样。当索默被引入时，我告诉高层们，对此我没有任何问题。我认为我们有两个伟大的门将是件好事。我善于团队合作，在拜仁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很重要。

从整体上看，我不只是想到我自己和我的痛苦等等。我有假期、有工作、我是球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俱乐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俱乐部和球队尽可能地成功。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认识索默很长时间了，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好门将。俱乐部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对我来说，有他在拜仁，我就不用担心了，这很重要。不过，乌尔赖希也会做得很出色。但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反应。这就是我。当团队和团队俱乐部成功时，我们都很会开心，即使当时的我拄着拐杖坐在家里。

是的，他的下课对我打击很大。

托尼一直是我们团队的一员，每个人都这么认为。他不是为我工作了11年半，而是为整个门将团队工作了11年半，他一直在为教练组和俱乐部工作。我们总是能够把工作和私人生活分开。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不客观或不可信，但我真的能看出区别。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打击，当时我已经很受伤了。他下课后，我觉得我的心都要被掏出来了。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经历过的最残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我也经历了很多。

这也太残忍了，但我的脸皮越来越厚了。然而，现在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我们门将团队的每个人都很受伤，大家都泪流满面。

我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有些话我不同意，我认为我所听到的一切都可以通过交流来解决问题。

我无法想象。塔帕负责了努贝尔在2020年转会到拜仁的工作，他在沙尔克看到了努贝尔，当时没有其他俱乐部真正注意到他，并立即将他推荐给拜仁。他为努贝尔工作过，也为我、乌尔赖希等人工作过。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教练说托尼的坏话。问问瓜迪奥拉和他的团队，或者安切洛蒂和科瓦奇。

不，绝对不是这样的。托尼从来都没这么做过。

我对此无话可说。我不是教练团队的一员。

我考虑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考虑了我在俱乐部的未来。但拜仁官员向我保证，情况并非如此。我说我不同意他们提出的理由，我觉得他们听取了我的意见。卡恩说的不仅仅是我对索默加盟的反应，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必须再说一遍：对此，我感到猝不及防，这对我打击很大。但这是俱乐部的决定，我必须接受。

太让人失望了。这是人性的一面，在拜仁慕尼黑这样一个大家庭内，一个有价值的员工就是这样被对待的。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对俱乐部、对塔帕、对工作人员和所有的门将，包括我。

这意味着我和纳格尔斯曼需要交谈，我会以专业的方式和他一起工作。我们彼此都很坦诚，他知道我的立场。我将为俱乐部的荣誉而战，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障碍。我是一个善于团队合作的人，作为队长，我有特殊的责任。

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建议。我必须观察自己的情况，当时机成熟时，我会一如既往地对着镜子告诉自己真相。如果我表现不佳，我就会从国家队离开，但最好不要指望这件事会发生。

我对自己撒谎也没用。我有野心、有目标，但如果我伤害了球队和俱乐部，那么我就会很难过。在世界杯之前，这是不错的一年。人们之所以对我产生怀疑，是因为他们对我抱有很高的期望。我没有改变比赛，我的扑救或比赛过程，这可能是问题所在。

人们已经习惯了我像清洁工一样解围。他们没有看到，如果不是我的扑救，对方的前锋将会有一个绝佳的进球机会。

当然，我现在是个老球员了。回首往事，我记得在拜仁和奥利奇、范比滕这样的球员一起踢球。然而，这里总会有新的球员，总会有新的球队。尽管我感觉有些人已经厌倦了看到我这样的老球员，但是我还在这里。

我知道比埃尔霍夫总是为团队着想。

也有一些人只希望自己得到最好的，所以我才这么说。

弗里克联系过我了。我也在和德国队门将教练Andreas Kronenberg谈话，弗里克认为我肯定会回到国家队，我会为此竭尽全力。我相信我能做到。

谁的表现最好谁就上场。如果我想踢球，我必须是最好的，一直都是这样。